儒家一直以复古、保守著称，言必称三代，行必依古礼，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儒学最善变，是诸子百家中最能紧跟时代变化的，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董仲舒，一直在调整、扩充儒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只是他们嘴上不肯承认罢了。

汉末是经学衰落的时代，原本就有变更的内在需求。新政推行于中原和江东，不管经济还是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以帝王师自居的儒门不可能无动于衷，最先做出了反应，最积极的就是江东人，尤其是吴郡人。

作为吴郡郡学堂祭酒，陆康当仁不让。面对孙策的垂询，他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新的义利学说。

义（義）者宜也，从我从羊。

羊者，祥也，引申为善、美，与利有重合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反对不义之利，到了孟子时代，矫枉过正，义与利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才显得儒家迂阔，不近人情，进而发展为虚伪。可是作为一门政治哲学，儒学不会也不可能无视利的价值。小到家族，大到国家，要想正常动转，不可能不注重利。只不过儒家追求的是公利、大利，希望稳定发展，长治久安，而不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意愿是好的，眼光也是有的，只是儒家过于强调道德，强调公利、大利，忽视了小利、私利，反而造就了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

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儒学稳定有功，发展则无能为力，自身也逐渐被皇权驯服，僵化保守，失去了活力，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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