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辉堂”的名字,来源于复旦的老校长马相伯和李D辉。由于同名同姓,我们不得不用字母代替,李老先生在天有灵也只能报以苦笑。
这是一栋青瓦白墙的两层建筑,十年前有过一次大修,但基本还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样子。
解放前,在相辉堂演讲过的大师数不胜数。
解放后,相辉堂同样名流云集,苏联主席、法共书记、美国总统、法国总统、韩国总统……都曾出现在主席台上,《红高粱》的全球首映亦在此地。
但更多的时候,相辉堂属于复旦学生,辩论赛、诗歌朗诵、戏剧演出、社团活动……基本上每周都有新玩意儿。
就在上周末,宋维扬还在相辉堂听了一次讲座,主角是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湾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南。林教授的讲座课题是“社会资本”,核心观点为: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同时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也就越高,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宋维扬非常赞同这个理论观点,但对林教授展开论述的子命题却持保留意见,他甚至在自由提问环节中直接驳斥。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宋维扬当着几百号师生的面,站起来说:“林教授,你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恐怕错得离谱。你的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从而使社会资源收益最大化。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做到完全理性,甚至因为感性因素而放弃利益。特别是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人们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而是选择以和为贵,甚至有句古话叫‘吃亏是福’。你的社会资本理论,没有考虑人情面子和文化因素,就好像基础物理不考虑空气摩擦力一样。严格按照你的理论做事,是要出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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