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需要承担一定人身安全风险，我当时已经跟了师父两年，经常跟他一起跑新闻，彼此很信任。所以我跟他约好，每天晚上发信息，以确定他平安。

因为工作进展比预想缓慢，他在里面呆了近一个月，一直跟我说再等等。

后来他跟我发的信息越来越简短，提到工头最近盯他们盯得紧。

我劝他先回来，他不听。又过了一周，就是他当卧底的第三十五天，我没有收到他的信息。

其实到了后期他发信息已经不固定具体几点了，有时候快十一点才发。所以那天晚上我没有很着急，过了十二点，我开始慌了。

新闻社里知道他暗访的只有总编，总编和我一商量，在街上找了个座机给他打电话，关机。

总编比我有经历，一边找人暗中打听，一边安抚我，说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是记者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措施，最后那位记者还是安全回来了。

我信了，怕贸然行动反而给师傅带来什么祸患，总编也怕我乱来，一直在办公室看着我。

到第二天早上，总编也觉得不妙，去派出所报了警，那天是4月23日。

为方便休息时整理搜集的消息和资料，我师父在工地旁边另租了一间房，那地方条件差，就算有人知道，也不会对他生疑。

他给我寄过一把钥匙以防万一，我实在等不住，悄悄跑了过去，发现房子被翻得乱七八糟。

他肯定是暴露了。

我在厨房燃气灶下面找到他的笔记本，前面还在记录思考，后来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东西，最后一页记录文字的页面上，只有两个名字，江学林、段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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