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来说,袁绍的犹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或战或退都是可以尝试的,但又偏偏都有让人为难之处……
如果真要打得话,好的一方面是他现在有生力军,有些许兵力优势,更重要的是还有地利(刚刚开冻的漳水),足堪一战;但坏处是,一旦再次发生像梁期一战那样的大败,那他袁绍的局面就会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而如果不冒险,直接扔下广宗退过清河(河流名,清河郡名称来由),回到身后的清河郡中,依靠着清河、平原这些地方的数十座城池节节防御,固然避免了像之前梁期城下一败涂地的局面,但这么做无疑是将魏郡、安平国,乃至于河间国整个拱手送出,有将沮授、张颌等等阵营中的河北势力连皮带骨、连人带地整个出卖掉的嫌疑。
说白了,袁绍还在不肯承认,他是怕了公孙珣,他此番东行根本就是逃窜。而其人一旦自己骗自己,下面的人是没法子的……真没法子的。
这是因为这个封建时代,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地方乡间中的宗族,军队中的部曲制度,文官中的属吏与征辟制度,使得下面的人无条件的依附到上一层人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层层递进来到唯一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以前是天子,现在是各地诸侯。
而袁绍之所以强大,他的‘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之所以如此有用,便在于此了……因为这天下间的人物如果想做什么的话,又不好或者不愿自己当那个唯一之人,便会理所当然的寻一个人依附,请他领着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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