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弹炸平了。”α-晗懒懒地打个哈欠，“人类差一点把自己搞灭绝，这些人的贡献也不小。如果所有人早一点公认道德观念只是维护群体利益的工具，利他行为只是为了让基因传播得更多，人和人本质上并不存在正义和邪恶之分，说不定各种自居正义的人互相屠杀起来就没那么投入了。”

我想起了大学时的三战史课程。有一节课我们分析了三战之前人类的道德观念。在这节课上，我理解了一个问题：没有人真的反感杀人。21世纪的人类只是对杀人犯普遍感到恐惧厌恶，但他们却全部同意赋予政(h)府杀人的权力。同样都是杀人，罪犯和政府有什么差别？其差别只是在于，罪犯杀人破坏了社会秩序，而政(h)府杀人则维护了社会秩序。所以归根结底，所有人在乎的只是杀人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弊而已。

所谓“坏人”，只不过是损害了或可能损害我们利益的人。对杀人狂而言，“正常人”也是他们眼中的“坏人”。那么人类凭什么来决定谁对谁错？

自然选择会帮我们给出答案。在文明早期，无道德秩序的人无法建立强大的集体，他们彼此攻击，自我削弱。而有道德秩序的群体则能团结一致，发展壮大，击败前者。但总而言之，“正常人”胜过杀人狂，并非因为他们更“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更具有适应性。

可是，等环境变化了，道德这个工具可能反倒成了不利于适应的特性。在三战中，崇高的英雄主义，造就的是一批动动手指就能牺牲千万人的战犯；群众的同仇敌忾、集体主义热情，处决的同类比敌人的核武器还多；年轻人本能的利他主义和牺牲精神，毫无意义地浪费在了一小群与他们并无亲缘关系、也对人类毫无价值的老头子身上；对同类的同情心，舍不得果断舍弃少数人来顾全大局的仁慈，导致了许多惨烈的结局……英勇、忠诚、利他、信任，对于聚居于血缘部落中的史前人类而言是利大于弊的本能，但对于70亿人的大社会，却像飞蛾的趋光性一样，导致的是盲目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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