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蔡京的表现来看,他们一向坚信自己掌握了富国强兵的奇计,并且他们还有一套财经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信仰。
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总有一些人会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当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从政府层面来寻找解决之道。
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政府官员做生意、努力增加税收、加强户籍管制等等。
这套理论不仅能迷惑年轻而好大喜功的皇帝,更能让他们自己也痴迷不已。即使天下深受其害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也仍然会坚信自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而不会有什么悔恨。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那些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则稍显落后。司马光等儒者反驳王安石、蔡京之类,用的理论武器不过是儒家传统伦理“不与民争利”以及“祖宗之法不可变”等。
这样的说法在自以为掌握了千古奇法的王安石、蔡京等人那里自然是遭到鄙视和嘲讽的。在王安石他们看来,这都是守旧和不懂变通的表现。王安石更因此倡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一名言被后人不断引用。
就好像后世的伯南克大印钞,和当年的蔡京的当十钱有得一比。普通百姓因为美联储滥发货币而财产受损,但这些细民之小怨自然不放在伯南克眼里。
他眼里所看到的,是美联储对抗“通货紧缩”的大战役。他坚信美联储大印钞是拯救经济出泥潭的法宝,而支持他这种自负的,则是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的诸多政府干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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