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是机关的例会。

和往常一样，手机调成振动，在会议室里坐成两排。领导负责讲话，我负责记录。剩下的人负责同意和点头。

三年前我到机关，一直到三年后，我仍旧分不清例会和例假的关系。分不清主任和主人的关系。甚至分不清部门和肛门的关系。

我知道的是，例会和例假是每个月都要来的，主任是要当主人对待的，而对于机关的很多部门来说，跟人体的肛门一样，都是负责出大便的。

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对生活抱有抱负的人，以前叫愤青，北京叫顽主，东北叫混子。后来也许因为我的人品问题，总是被生活报复。对我来说，在机关的每一天所展现的，就是一副臭皮囊而已。

我的本我，似乎一直在监狱里。

领导的讲话是一首漫长而平缓的摇篮曲，就像医院里测试病人生命体态的仪器。病人已经死了。仪器还在工作。嘟嘟的一条永远没有尽头的直线。

但是你需要记录成一条曲线。要有开场过程和结尾。并且要突出重点。要升华，要孕育，就像生小孩的过程。所以我当之无愧的成为记录员。因为没进机关之前，我最擅长的只有两点，一点是打架。另一点，就是吹牛逼。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记录完了整个议程。拿笔在草稿纸上画直线，手机嗡嗡的震动起来。

我低下头掏出手机，小飞的电话。挂掉，继续划直线。没过两分钟，又开始震动，我看看领导，他还在孜孜不倦的喷唾液。低下头发现是大刚的电话，接着挂掉，这两位都是有了名的闲散人员。除了预约饭局再没有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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