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和种师道的出现，将朝堂的气氛又推向了另一个高潮，许多人当即就忘了苏牧受封上柱国、英国公和总督北军。

在文教最为鼎盛的大焱，文人们最注重的是什么？

是官职？是财富？是权势？是荣誉？

不，是名声！

甚至于相比生前的种种，文人们更看重死后的谥号！

这就是将文事推到顶峰之后出现的必然结果，很多时候文官们明知道一些变革对百姓对国家是有利的，但就应该改革破坏了祖宗的法度，为了维护礼法，文官们就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反对。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神宗朝之时，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当时文人的典型代表司马光的反对！

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变法毁誉参半，司马光作为当时文人的道德典范，却对新法百般阻挠和破坏，带领一众保守派，与新法派不断斗争。

他们为的是什么？

是维护文人赖以生存的先贤圣法，那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为人准则，上至帝王公卿，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遵照这样的行为准则来生活，这样才能够使得社会安定。

而他们作为卫道士，也就能够留名千古，这是他们的道义所在。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童贯早已功成身退，种师道落寞收场，他们都已经没有再出头的必要。

因为先前的北伐已经是百世之功，童贯以宦官之身，得一时无人能及的功勋，而种师道虽然只以使相的头衔退隐，但百年过后，史书上必定会为他的功绩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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