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的账册也拿过来了。

有的也烧掉了，不过大多数还在。

还有的出现了损毁，后来派人重新誊抄，数据略有些不准。

总之，这次若不是章惇，事儿就大了，说不定整个三司库蓄账册，能一起烧掉。

但就是这样，几名负责的官员，不过是贬放到外地，依然继续做着高官……

所以不能说在宋朝一无是处，比如王巨这么做，换做朱元璋时，不但他脑袋会搬家，连他的家人也抄家问斩了。

然后大家翻着各州军的商税情况，发现各州军的商税都增加了。特别是泉州，去年一年与前几年相比，商税整整增加了二十几万贯。至于市舶司的抽解，那看都不用看了，肯定是以翻倍数量在增涨。

王巨说道：“仅是一个海港，便产生了这么大财富。实际不仅如此，这个商税增加的背后，是养活了更多的人，使得更多的百姓变得富裕。陛下，就象臣在庆州，曾经扶持了一个叫祖阳的毡毡商贾。仅是他一个人，一年直接间接合在一起就贡献了近两万贯商税，同时还养活了许多织女，也使得许多人家因为牧毛羊而获益。也就是他这一个产业，便使得好几百户人家一起变得富足起来，并且自己也增加了收入。因此说介甫公曾言，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是对的。只是……”

这个说法能成立，但王安石没有做到。

王巨又说道：“但楚建中去了庆州后，关闭了几个临时的边境互市，不能说他做错了，确实朝廷不允许在庆州置办互市。又因为干旱到来，百姓缺少食物。包括绵羊也杀了吃。西夏那边虽有皮毛，终是私商，到了祖阳手中。价格变得高昂无比。官府那边，却在向他摊派毡毯。而且价格很低。祖阳不得不亏本生产一些毡毯交给官府，余下能盈利的毡毯就不指望了。同时又因为手中略有些余资，官府又摊派了大量免役钱。长久下去，必然会家破人亡。又因为生产萎缩，许多百姓也无法获益了。不能说楚建中是贪官，臣听闻此人政绩一向不错。只是因为一个是良性的教导，一个是劣性的摊派，产生了反差。因此百姓怨声载道。臣听闻朝廷这才让范公替代了楚建中。范公生活节俭。作风清廉，不过他会不会这个经营之术，臣怀疑之。若不会，范公在庆州也休想赢得百姓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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