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洛夫那种角色，也就是思想家，最终是要为总书记服务的，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现实都会让他们低头，就如同苏斯洛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列昂廷·拉乌图和齐奥塞斯库最终的关系也会转变成这样，一个思想家不可能反对自己的政党，而政党最终还是要听从总书记的指令，这是一个循环。

到达布加勒斯特的目的，最终是要近距离的观察戴高乐的法国代表团，如果距离远远地通过电报遥控，很多事情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对于谢洛夫需要和人接触，才能得知准确情况的人尤其是如此。哪怕双方并没有直接接触，他可以从戴高乐的随从上感受到一种情绪，那一种叫做焦躁的情绪。

今年无疑是二战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整个地球陷入了抗议的沸腾当中。人们对于既定的生活轨道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反叛的激情却在“另一种选择”当中丛生。被殖民者反殖民，被资本者反资本，被独裁者反独裁，人们不约而同地率性而为。

在美国，青少年们离开他们的中产阶级家庭，过着嬉皮士的生活；反越战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征兵，反对陶氏的恶毒武器、要求撤兵停战的示威抗议此起彼伏。民权运动也到了关键的时刻，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黑人力量崛起，以至于芝加哥大暴乱。

巴西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抗议伙食低劣，而被警察射杀，引发了反对军事独裁的社会浪潮。巴德和迈因霍夫集团，在法兰克福引爆炸弹，以抗议越战。随后学生们占领了《明镜》周刊。马德里的学生和工人们再次向独裁者弗朗哥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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