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时代的衙役公人跟后世的警查并没有多少关系，不能因为在职能上有重叠处，就盲目比较。这些人并没有训练，也没有纪律，在范进看来，根本就配不上那身制服。

从一开始，对他们的定位就是服役，按朱元璋的设想，一个县全体青壮年都要当几天衙役，虽然最后这个设想没真的落实，但是这个群体的职业标准之低也可见一斑，属于是人就能干。

即使包括忤作这种技术工种在内，也都是那么一回事。师父带徒弟，验尸看各自手艺，各县忤作水平参差不齐。高明的或许能把洗冤录背下来，遇到手艺潮的那便要多几起冤案。

上元县的忤作尚怀忠是个五十几岁老人，与余得水他们算是一辈人，但是性子不好，在衙门里是出名的不招人待见。独来独往也不交什么朋友，几任县令都不喜欢他，只是忤作这行整天跟死人打交道，没谁乐意干，你把他开革了连个替手的都未必有，就只好凑合着。

这么个脾性的人，偏又做验尸这行，人缘便越发的差下去，整个衙门里愿意跟他说话的也没有几个。范进搞捕快福利，下面人居然把他排除在外，不肯给他粮食，就知道在衙门里的关系是多差劲。

忤作这一行在衙门里油水是比较少的，贿赂忤作改验尸报告这事在明朝很少发生，这等于你主动把把柄送到衙门里，没几个人愿意这么干。尚怀忠这种脾性的人，发财的事也轮不到他，家里子孙足有十几个，生计艰难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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