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年这一辈子，不知道上表过多少喜报。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喜报是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过，喜报要做成什么样，以什么形式来报，却也有些默认的潜规则。

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是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那就要开花车，游长街，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通知报社，邀请记者，摄影留念，浩浩荡荡的前往省城报告喜讯。

如果是亩产五千斤或者三千斤的普通卫星，那花车游街就可以省下了，省政府也可以不用去了，到市政府或者地区所在地报捷即可，至于亩产一千斤的小型卫星，通常是县内自己热闹一下，贴几张大红喜报就算结束。

赵丹年对喜报中学的成绩，也有着类似的认识。

假如是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拿到任何一个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赵丹年就准备将喜讯用红榜贴遍学校和溪县。毕竟，溪县内能够教出大学生的中学，也就是那么几个。

假如有七八个，或者再稍微多一点的人能考上大学——这已经是赵丹年设想的最好情况了，他就准备去南湖市教育局贴捷报。

这种捷报就和大字报差不多，一样的红纸，一样的大黑字，只是内容是捷报罢了。

在80年代的中国，这种大字报就和30年后的自媒体差不多。

有名的家伙写的大字报的传播范围会很广，正如有名的家伙的自媒体会有很多人去看一样。有意思的大字报也会传播的很广，正如有意思的自媒体文章会被自发传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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