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纮对于大唐的前景是忧心忡忡。

李隆基重视军功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故而这个时代的文人都喜欢往边疆投军，还形成了一股风气。

边塞诗的盛行就是因为如此。

作为一个正统的文人，李元纮对此深为忌惮。

一方面担心武人的地位超过文臣，另一方面也担心武人拥兵自重，威胁唐王朝。

裴旻的特殊化早已成为李元纮的心病了，倒不是怀疑裴旻的忠心，而是担心裴旻这样的特例常态化。

一旦别的边帅也如裴旻这样军、粮、财一把抓，很容易产生外强内弱的情况。

裴旻身为两镇节度使兼河西按察使已经让李元纮有些坐立不安，何况是现在陇右节度使、支度使、营田使，河西节度使、支度使、营田使，知安西大都护府大都护？

这命令一下，将意味着大唐王朝的西境，出了关中就是裴静远的天下。

李元纮的这个反对说的异常决绝，恳切地说道：“陛下，此例不可开。裴国公固然忠心，也功盖一方，但古来军、政分立而行，军不管政，政不涉军。而今陛下将西方军政皆委于一人之手，开了先河。日后边帅纷纷效仿，陛下当为之奈何？”

“诚然现在是非常时刻，西方危局，皆系于裴国公一人身上。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助长此风。”

“臣，恳请陛下，收回此命！”

他说着，甚至跪伏在了地上。

唐朝并不流行跪礼，只有在特殊的时候，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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