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侯公子宝鼎自请就国。

在奏章中，公子宝鼎一如既往，对秦国统一中土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对秦王政的千秋功业充满了期待，但话锋一转，再度谈到统一后的国策，公子宝鼎谈到了“仁政”，谈到了“与民休养”对稳固新生帝国的重要性。

帝国诞生之后，面临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与民休养”的主旨也是强国富民，但在财富的再分配上倾向于“民”，民富则国强。这个“民”是什么“民”？是庶民贫贱还是权贵士卿和巨商富贾？

法家的强国是中央集权，军政财三大权力的集中，即使“与民休养”，也是在“集权”上的休养，权力和财富都要集中在中央，“国”强了，“民”自然就富了。在他们看来，“民富”实际上是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财富的掠夺，“民富”则国未必强，反而变穷了，这种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制度极度不合理，所以法家坚决反对“富民”，反对财经政策上的自由和放任，极力要求经济上的官营。财富集中到了中央，则更有利于权力的集中，而权力的集中更则有利于王国的稳固。

宝鼎的奏章在内廷里引起了激烈争论。这份奏章本来是宝鼎自请就国的，结果他的自请就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倒是他的“仁政”，他的强国富民之策引起了公卿大臣们对未来国策走向的大辩论。

这场辩论从内廷延伸到了朝会，但“集权”已经是大势所趋，是自昭襄王晚期以来大秦国策的主导方向，所以法家士卿在辩论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军政财三大权利都要集中，而财权集中的主旨反映到商贸这一块，理所当然是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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