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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为了征伐南唐（江南）能够师出有名，后周朝廷在借口南唐（江南）涉嫌参与刺杀宋国公王崤峻的同时，还需要下旨让李煜进京见驾，以便在对方拒绝遵旨而行时，可以再给对方加上一条抗旨不遵的罪名。如今，对后蜀的征伐，这一切预先的谋划却都不需要了。在后周的威压之下，心中不安的后蜀君臣下了一招与当初南唐（江南）君臣差不多的臭棋，竟然去和契丹这个已经被北平军前几年一连串的打击搞得半死不活的势力结盟，希冀能够利用对方牵制后周的力量，以达到保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目的。

不过，李煜君臣当初尽管也是四处捞救命稻草，可至少他们还知道小心行事，在挑选结盟使者时多少还考察了一番，派出去的还都是对南唐（江南）朝廷、对李煜忠心耿耿之人。虽说其行为也均被“暗羽”相关分支机构侦知，但至少没有让后周朝廷拿到实实在在、不容抵赖的证据——这也是后者不得不用一条抗旨不遵当出兵理由的重要原因。

相较而言，后蜀孟昶君臣在这方面就要差上许多。如果说，他们明知道当初契丹人在收了李煜的重礼，并在口头上答应在必要时会对其施以援手，最终却坐看南唐（江南）灭亡而毫无反应的情况下，依然派人去和前者谈结盟、谈攻周，还可以解释为“病急乱投医”，解释为孟昶和他的一班手下在应对危机时能力不足。那么，在选择前往契丹谈判结盟事宜的使者时，放着那么多的文臣武将不去选择，偏偏选上了一个早就心向大周，一到开封便跑去告密的赵彦韬当副使，就不能不说孟昶和他的一班肱股重臣们既没有识人之明，也缺乏御下之术，根本不配做一方诸侯。也正是由于后蜀君臣的这一连串臭棋、败笔，才使得其求援不成，反而将自己图谋不轨的依据、铁证送到了后周朝廷手上，使对方可以名正言顺的出兵讨伐，连“不奉诏旨”的戏码都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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