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让他对赵常春觉得不喜的,其实并不是对钟鼓之琴的态度,从专业的角度讲,钟鼓之琴制造不出来才是正常的,制造出来反而是不正常。
但是赵常春指使自己学生段桂新给出的那个评语,却是让甄维礼心生厌恶。
作为知情人,这段时间他实在是憋坏了,但是却又不能说,只能在心里生闷气。
一想到自己参与进了这种破事,就有一种一脚踩了臭狗屎的感觉。
他可以接受赵常春当初的“搬运”,以及后来的学术不端。
这是当年的环境、条件所限,谁的屁股上都不干净。
所以当初他直接打电话给老洪,想要找谷小白的麻烦,结果被喷了回来,还差点被气出病来。
但他却无法接受这种拒不悔改,不顾对错,拼命打压下一代的做法。
声学这个领域本来就很小了,你还拼命打击下一代,越打击越冷门,越冷门就越没有人做了。
这岂不是自绝后路?
有没有考虑过学术的发展?考虑过生态环境?考虑过后继无人?
也就是那时候,甄维礼突然觉得,自己和这位老同学、老同事、老伙伴,其实并不是一路人。
当然,有一点他和赵常春是一个想法。
他觉得谷小白太张扬了,太大逆不道了,想事情太简单了。
觉得“钟鼓之琴”是不可能的设计。
国内没有人,能有这样的号召力,拿到这么多的资金,完成那么复杂的设计与制造。
但现在,那“钟鼓之琴”,就那么立在他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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