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是她最擅长的事，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

杜蘅一直这样以为。

她很有囚犯的自觉，这种自觉就像戴过脚镣的双腿，很少迈出太超过的大步伐。

到底为什么失眠，她想，或许因为王喜春。

王喜春的那双眼睛，把她最坏的回忆勾出来了。

最坏最坏的记忆。

她需要睡眠，觉是无论如何都要睡的，奈何睡眠不需要她。

睡眠出走了，一声招呼不打，把她丢弃，连条缝都不留给她钻。

夜里越躺越醒，惊叹号像是因为不能出现在梦里，从而另寻出路，很多时候直接和眼前场景融合，方式粗暴。

血泊里躺着的惊叹号、五天四夜的审讯、压在一迭迭材料上的警帽、手电拧灭后必然的黑暗、会打量人的冷墙、那封遗书、包括母亲潘晚吟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通通挣脱记忆的束缚，在她眼前井喷。

“Tochter，你是一个残次品。”

“要怪就怪你父亲，他荒谬，愚蠢，那个人是他的帮凶、同谋。”

潘晚吟讲的是德语，她知道她能听懂。

这是亲密也是疏离。

1967年以后，潘晚吟竖起的精神旗帜比任何人都更早一步感知到学界风向，她早早收起可以和母语一样熟练的德文功底，也收起她说英文时的剑桥口音，很少示人。

在警笛呜呜轰鸣，逐渐逼近的那个清晨。

她亲密地对她说德文。

母女间最后一次对话，她称她Tochter，甚至不愿意喊她眉眉儿，用像厌恶摆放不够整齐的任何事物一样的眼神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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