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以为大理寺在地方上的机构在审案时会不会受到同级官府的干预，并不在大理寺地方衙门的级别上，而是要体现在《官律》的职责约定上，所以，他主张在道一级设立大理寺分寺，主官定正五品，在府一级设立大理寺支寺，主官定从六品（直隶州为正七品），在散州和县设立大理寺常驻法庭，主官为正八品（县为从八品）。

孙传庭刚想说什么，一名司值内侍走进来报告道：“皇爷，殿试的考卷送来了。”

这是要让朱由崧决定前十的名次，于是，朱由崧便停下与孙传庭、张国维两人的交谈，拿起送来的考卷观看，一边看，朱由崧一边命令道：“去从第四百二十卷至第三百二十卷、第三百十九卷至第二百二十卷、第二百十九卷至第一百二十卷、第一百十九卷至第十一卷中各取五卷来！”

取这些考卷，并不是朱由崧信不过马士英、钱谦益及一众同考官的判断，而是要看看这些考生是怎么回答自己拟定的《富之教之，本固邦宁》的主考题，也是要看看考官们是怎么抉择考生答案的。

“富之”、“教之”出自《论语·子路篇》，这段是这样写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后来这句话发展为了“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荀子卷十九·大略篇第二十七》也有“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深刻为“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说白了，就是富裕了什么都好吧，而在今次考试中，则是朱由崧在问更定税制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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