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明廷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在崇祯十二年四月前,“义军”的形势出现了极度低沉的局面,但“义军”的低谷期没有持续多久,崇祯十二年五月起,“义军”再一次活跃起来,并且是空前的活跃——练饷的征收如火上浇油一样,让明末“农民起义”迅速进入了高三朝阶段。
而这一切的改变首先是从张献忠、罗汝才两部的再次叛乱开始的。
崇祯十二年五月,一度因为形势所迫才被迫受抚的张献忠,发现北上勤王的明军剿寇军主力并没有南返,因此胆气复壮,遂于该月上旬于谷城以“毁城、劫库、放囚”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并杀死了谷城知县阮之钿,并在县衙墙壁上留下了“以告楚人,言发,由总理(熊文灿)酷取其货”的声明,还“列具上官姓名,疏取(来信索取)贿多寡、日月”,“唯襄阳道王瑞栴不取一钱”等字眼,以证明自己是被迫再次造反的。
随即,张献忠率部离开谷城开往房县,与正在那里“解甲耕屯为观望”的罗汝才部汇合;
见到张献忠部开到,早就不甘心种地的罗汝才立刻响应,也举起了再度反明的旗帜,并与张献忠部联手攻下了房县县城。
张献忠部与罗汝才部再次叛乱的消息,以及张献忠留下的所谓官逼民反的证言证物,让熊文灿恼羞成怒,便命令左良玉部加以讨伐。
得知左良玉部开来,自知不敌的张献忠和罗汝才部经过商议,于当年七月二十二日,放弃房县西进秦岭深处;接到收复房县消息的熊文灿对于左良玉部行动缓慢,导致张献忠和罗汝才两部逃脱非常不满,便勒令左良玉继续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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