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实录》中完整地收录了这一篇御书。

杨婉曾经可以成篇默诵。对于昭示罪行的文书而言，这篇御书写得并不算太犀利。执笔者似乎藏藏匿在规范冷静的文字后面，薄衫素衣，静坐一隅。安静地承受着百官万民的审视。

开篇第一道罪名——谋害宗亲。

这是所有罪名当中最重的一个罪，但也是最单薄的一条。

没有展开详叙，直接把那个人送上了三千刀的刑台。

《明史》记载，皇次子朱易珏死于贞宁末年，事实上却是病亡于靖和初年。

前者在历史上抹杀掉了易琅登基前的‘假诏案’，后者却用一个是是而非的罪名，为靖和初年的这场清算划上句点。

不论是纸上的历史，还是眼前的现实，都没有违背历史的规律，只有人心是造成错漏的根源。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必过分地议论个的得失。

从宏观上看，历史在进步，社会的各种制度在不断地完善，经历这一场清算靖和朝，是大明历史上难得的政治清期——宦官的贪腐案急剧减少，杨伦的新赋政在南方畅通推行，后来的司礼监官员，无不谨慎自危，与司礼监合力，在一段时间之内，助力政令畅通。

杨婉研究邓瑛，也不得不正视这场清算的历史意义。

如果不是身在六百年前的大明朝，如果不是陪着邓瑛走过这不算长四年，她也许不会为邓瑛哀伤。就好像在刑房外第一次见到邓瑛那个人时一样。明知他被千刀万剐的结局，却对此没有丝毫的畏惧，没有一点点心痛，反而对他惨烈的人生充满着某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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