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刘钰认为大顺肯定是没救了。但不可否认，现在的大顺，确实正值盛世。

既有封建王朝周期的、休养生息阶段结束后的标准中期盛世。

也有新技术的应用、美洲作物的传播、以及一系列在封建王朝体系内的改革的诸多红利。

在这种时候，考虑造反、或者革命，就此时的社会基础而言，并不现实。

正如历史上的法革，是在来回折腾的变革之后，终于爆发的一样。

亦如沙俄也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折腾了一番，最后炸了一样。

大顺，基本上也要走这样类似的道路。

不怕大顺折腾，就怕大顺不折腾。

而如今对外扩张和工商业发展，又迫使大顺不得不折腾。

这种折腾，可能是以上层主动改革的面目出现的。

刘钰确信，继续更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甚至，可以确信，继续深入的改革，就是大顺彻底混乱的开启。

而这，就是刘钰在“立言”的原因：他希望之后的改革，是以他的这种想法为思路，继续改下去，在朝中形成一种思潮，亦或者作为惯性延续下去。

而沿着这种思路继续改下去，才可以创造出大混乱的机会。

正如老马评价法革前的财政大臣杜尔哥：杜尔哥本人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只不过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重农学派虽然有它的假封建主义外貌（但却在封建王朝下，实行了非常激进的革命政策，甚至可以说是法革政策在封建王朝下的预演，比如单一土地税，实质上就是在摧毁土地的一部分封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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