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哈利法克斯伯爵尽可能地希望小国王明白政策和执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但小国王依旧还是没有立刻弄清楚哈利法克斯伯爵的跳跃，为什么政令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竟要解决东西方贸易中心在荷兰还是在伦敦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实际上，英国作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旧欧洲此时第一个拥有包括北美的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家，英国暂时还没有学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精髓。

以33年的糖税法为例，33年的糖税法，并没有引起北美的巨大反弹。

但乔治·格伦维尔的63年也不65年的糖税法，却引起了北美的巨大反弹。

实际上，33年的糖税法，每加仑法国糖，征收6便士的税；而63年的糖税法则是每加仑征收3便士的税。

为什么6便士的税，没引起巨大反弹；而3便士的税，反而引起巨大反弹了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英国的陪审团制度。本地乡绅作为陪审团成员，在判决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这是封建时代封建贵族和乡绅对抗王权的手段。

乔治·格伦维尔在搞新糖税法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于是，走私案件，不再由本地法官和陪审团审理。而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出去海关稽查和督导，由中央的人直接审理走私案。

正是因为这个细节上的变动，导致了新英格兰的走私贩子、酿酒商人开启了反英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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