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依靠“国王之友”小圈子治国的时代,贵族大臣的私人利益,当然是谈判中重要的考量,甚至可能考量的分量还相当沉重。
法国的国务大臣,首先是自己,然后是家族,然后才是国务大臣。
他肯定不可能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去真正无私、理性地去衡量所谓法兰西的全体利益。
况且,谁是法兰西?这本身还是个问题呢。
就像是最简单的东方贸易,是好望角以东垄断专营代表法兰西的利益?还是开放好望角以东的私商贸易代表法兰西的利益?
中小资本和大资本大银行家大贵族,谁才是统治阶级,这都还处在内部掐架的状态呢,又哪来的法兰西的利益呢?
是以,舒瓦瑟尔的自我利益,以及他背后的利益集团,都使得这场谈判,对大顺极为有利。
或者说,因为印度发达的工商业,以及法国的重商主义传统,使得东印度的利益群体,实力不够强大。
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西印度战胜了东印度、圣多明各战胜了本地治里、蔗糖战胜了茶叶。
所以舒瓦瑟尔等重视西印度的人,才会成为朝廷主流。
这倒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偶然。
大顺虽然地主士绅的利益是保守平且反对对外扩张,但是大顺立国之初的刻意分化制衡,塑造了大顺统治阶层的分化,使得大顺有“内外分管”的基础,也为此时大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只要不征“辽饷”,用的是“外”部的钱,那么内部本身的反对也就是没什么实质力量的嘴炮道德反对,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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