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本来就清楚，如果相混只有学者才能明辨；水奶本来就分明，如果相融只有水鸭才能分开。

——《萨迦格言》

公元1263年——藏历阴水猪年（癸亥）——南宋景定四年——蒙古忽必烈中统四年八思巴29岁，恰那25岁，真金20岁。

“喝口水歇歇吧。”我端着茶水放在奋笔疾书的八思巴面前，柔声劝道，“时辰不早了，你该睡了。”

“白日有许多佛事要处理，只能晚上来做这创制蒙古新字的活计了。”他放下笔墨，抬眼看到化成人形的我，脸上又是红晕浮现，垂头端起茶盏轻抿一口，“大汗治下的蒙古国，有蒙古人、金人、汉人、契丹人、西夏人、畏兀儿人，还有吐蕃人。这么多民族各有各的语言文字，相互很难交流，混乱不堪。”

六月初，天已有些闷热，我为他轻轻打着羽扇，点头赞同：“是啊。忽必烈出一份诏书，往往要用七八种文字。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经常是鸡同鸭讲，无法交流。”

“大汗自来到汉地，看到汉人的医药、历史、文化都比周边民族更先进，所以大汗命人翻译汉文典籍，可碰到的问题更加棘手。”他嗓音低沉，絮语绵绵地带着一股从容和优雅，“蒙古人所用的畏兀蒙文，是以畏兀儿语拼写蒙古发音，不甚准确且符号太少。以此畏兀蒙文翻译汉文，非但错漏百出，佶屈聱牙，甚至根本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所以大汗一直希望能有一种语言，不仅蒙古人可用，其他民族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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