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之后，天下太平，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他的身体虚弱，每况愈下。

这也是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的原因。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期间，边疆大事的处理，就已经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陛下日夜纵饮作乐”。

此后，大臣们为争立皇太子，朝廷上演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朱翊钧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

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

过程很简单，就是张差拿着木棍，冲进宫里去打皇太子。

他的行为，当然是不能得逞的，问题是，他是怎么冲进皇宫的？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皇太子以为“必有主使”，奏请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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