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文强看来，外资借款要求抵押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抵押，谁不担心钱打水漂啊！至于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和购料权等，如果全交与国人，不管是官府，还是商人，管理水平还在其次，贪墨侵蚀挪用就将使铁路修建的成本大增，建成的铁路收效期也将延后。

说到底，到了满清末期，差不多已经是全民腐败，不仅是官员腐败，民众也腐败。比如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挥霍奢糜，私亲遍植，打着冠冕堂皇的民族主义旗号，却是损民利己，养肥了大硕鼠，留下了糊涂账，平头百姓的股金却无人关心。

其实这也是清廷相当郁闷的事情，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在这样巨大的利润诱惑下，“新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当地官绅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

“仁政烂尾”的后果，就是民怨与改革成正比上升，改革越深化，民怨越沸腾，“群体性事件”就越多，甚至远超过政治高压之下的前朝。而原先作为民意代表的乡绅们，因为没有“公务员”身份的束缚，而又有着在乡间的权威，左右逢源，把持公事，侵蚀款项，甚至借口筹款苛敛商民。

清廷对吏治的重视可谓到了相当深的程度，但在制度化监督的缺位下，上有老虎，下有苍蝇，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各种手段便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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