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知其谋事远大，非为一家权力之便而用，而是为制约君权、臣权之用，一时心中都不由生出敬意。

便听名可秀继续道：“第三，法律。礼制与法律，代表的是对治世有益的习俗、经验与圣贤的主张，这些都应当为君、臣所尊重。礼制是儒家的主张，法律是法家的主张。但儒学向来不是固步自封的学问，汉代的独尊儒术，事实上儒法并用，以儒为内，以法为用。限制皇权亦是如此，要以礼制为内，以法律为用。如果能让国家形成一种习惯，无论皇帝或宰相，都应当尊重且必须尊重礼制和法律，受其约束，并尊重民意，那么礼制、法律就成宪章，虽万世不可易。即使有变动，也是适合时宜而变动枝节，然其根旨精髓不易。”

“第四，教育。”名可秀道，“帝王之学应学什么？除了学习仁善、爱民之外，还应学习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如果帝王能做到这四要，则无君主之祸矣。不惟教育人君要如此，教育天下臣民亦得有这四教，仁爱为本，尊重礼制，尊重法律，尊重民意。若士大夫能做到这四要，则无权臣之祸矣。”

名可秀这已经不是在单讲抑制皇权了，同时也是在讲抑制臣权。君王专.制固然危害甚大，但权相独.裁也很可能变成下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一个每隔五六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就改换一次朝代的国家，又何谈治太平，昌文明？所以，君臣必须各守权力本分，才有可能实现“昌文明，永华夏”的大道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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