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宋为楚,东京朝堂上的那些文官们还不是转眼就做了‘楚’臣?嘿,还是金国立的儿皇帝呢,又有几个文臣誓死不从、拒不为职的?这些个文臣,也就嘴皮子厉害,话讲得漂亮,一动真格的,骨头就软了。”
陈克礼的话虽然辛辣,却也是事实。正因大宋朝的士大夫有这样的耻辱前科,在宋室南渡后,在朝的士大夫和在野的儒士文人都大力宣讲忠义气节,提倡“武死忠,文死节”,所以到了南宋末年,才有那么多的士大夫文官自杀守节,誓死不降蒙人。其中就有朱熹宣扬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即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子”,要求士大夫和文人宁死不可失了君子之气节,却在明清时代成了专门束缚女子的礼教利器,谬解何其大也!
在南北两廷立朝后,两边的士大夫和文士也都大力提倡文臣守节、武臣守忠,但两边的舆论隐隐有一种引导趋势——尤其报纸出现后这种引导趋势更强了——即国在君上:当君王代表社稷时,忠国即忠君,当君王不能代表社稷时,以忠国为先。这种舆论的产生得力于南北两廷都不遗余力地抨击赵佶的祸国之罪,将赵佶完全打造成赵宋江山残破的罪魁祸首——在卫希颜那个时空中,赵构是将这个罪名安在王安石头上,是王安石变法造成国家虚弱,将皇帝的过错推给臣下背黑锅,以维护赵宋皇帝在臣民中的威严,而程学也正是因为赵构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的新学而扶持起来。但在这个时空中,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同,新学依然是南北两廷的第一显学,王安石也依然是配享孔庙和神宗庙的大宋贤臣,而赵佶的形象黑得一塌糊涂,没被文臣定个“僖宗”的庙号就已经是看顾皇室颜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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