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何氏集解的地位。

至熙丰年间，王安石设经义局，对儒经重新训释，修撰《三经新义》颁为官刻注疏，王安石长子王雱又著《论语解》，因王安石执政的影响力，科考学子们也读王《解》，对其重视渐超过邢《注》。

及后，王雱英年早逝，随着王安石罢相，王《解》地位便一落千丈，邢氏注疏重得学子青睐，成为科考《论语》的唯一解经，至建炎朝也未更易。

名可秀批读的正是邢氏注疏，她淡笑摇头，指端弹了下书皮，“不是修订。”语意未尽，却看着卫希颜只笑不语，眸子在琉璃灯下明亮有神。

卫希颜一怔，信手拿过那书翻了几页，只看圈删批注，须臾，抬眸，“你想另作解经？”不是修订，是完全的取代。

她眼眸光芒闪动，记起建炎二年的制举变革风波——

朝廷制举广开商科，儒林掀起义利之辩，和商贾在报端的论战愈演愈烈，京城、江南、福建，甚至远在巴蜀的商儒都掺和进来，口水仗打得如火如荼；继而，参加礼部试的儒商两派贡士在贡院斗殴案，集体下狱临安府，使闻者瞠目，朝野哗然；就在千百双眼睛盯着大理寺开审时，《西湖时报》发表了一位“枫山居士”的文章，这篇题为《原儒》的文章一现身，就如同在沸油里浇下滚水，“轰”地炸开了。

儒林各派群起而攻之，非难诘责之声不断，人人口诛笔伐，恨不得揪出这位“枫山居士”当面问责……奈何此人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每月只在《西湖时报》上发表一文，逐条辩驳非难者的论点，面对群儒围攻，不急不惧，以一种悠缓自如的方式回应着，这种仿佛居高临下的徐徐姿态更让人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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