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的用意：

唐宋科考的《春秋》官本均沿用了汉儒的《春秋左传》，但《左传》受汉代“天人感应”的影响，突出灾异论，即天灾是上天对为政不当的警示——王安石变法期间，便多次遭到反对派借《春秋》之语，拿天灾说事，攻讦变法，遂促使王安石坚定了将《春秋》剥出官学的决心。

从名可秀的立场而言，她认同王安石这一做法。曾经与苏云卿论及此事，道：“孔子修‘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与为政无关，《易》更趋于道象数，而‘诗书礼’三经则为王荆公的《三经新义》诠释研透，反对派难以驳议，相驳者唯《春秋》尔！”

她这话恰恰解释了为何历来反对王安石新学的儒者皆以《春秋》驳斥王安石的原因——

儒家讲求济世治天下，而《春秋》正是孔子所治六经中与政治关系最紧密的，大宋士大夫政治斗争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与学术相连，于是孔子手削的这部先圣经典，便成为司马光的温公学派、张载的关学、邵雍的洛学、二程的理学拿来驳刺王安石新学的笔枪武器。

“胡安国等奏立《春秋》只是表，他们真正想撼动的，是王荆公的新学。”名可秀在学术上反对一家独大，但绝不容许程氏理学占据大宋儒学的主流，虽说程学当前在朝廷派系尚是小枝，但也要防备它坐大过甚，尤其是对赵构的影响。

她眼底凝锋，道：“胡安国、朱震、谯定三人都兼着皇帝经讲，言传身教之下，难免会让皇帝耳濡目染，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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