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起一边看着折子，一边回思起名可秀在枫阁论说的当朝官考之弊。

大宋官员的考核总起来说分为“述职”和“考课”，前者为自述其绩，县令的述职报给郡守具评，郡守的述职报与本路转运使具评，评出等级后报给吏部，吏部再作磨勘，即审查复核。

但州县述职往往虚报治事绩效，或只写劳绩，不记拖欠等等；而吏部的复核又易流于形式。譬如“德清公勤”这“四善”不好考，而“治事、劝课、抚养”这“三最”除了农田增辟、和户口增减有户部籍册可查外，其余多难查实。

对此，名可秀道：“……吏部考课，到后来已是循年资而论。因绩难考，而任官的年头却是摆在明处的，且年资长者被升迁中外少异论，又不得罪人，吏部何不乐得轻松？因是，无能者可熬年头到高位，而有能者却因年资被压下……吏部考课要改，首要便得改了这论年资之弊。”

她语带嘲讽：“地方考课，以转运使评守臣，守臣评县令，这些地方考课官大多舒服躺在自家衙门里，哪清楚底下县治的好坏？或者有些守臣连治下县的方位都还未弄清楚罢？

“……且不论上官评属臣，同为地方治事，孰肯破情面、秉至公？其中更有钻营奔走、行贿买等的，其舞弊事难以道尽……不独如此，因利益而结党营私，互相遮掩打招呼的，亦不在少数。”

李纲在章折中也尖锐指出：“朝廷考课多行姑息之政，当罪不罪，当谪不谪……”州县只要不捅出朝廷尽知的大篓子，守令一般都能顺顺当当的按序升迁他任。“……由是，持侥幸之心虚报政绩者愈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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