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意识到这道诏令将会给儒学带来怎样的冲击，但已从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隐隐感觉到方技商工等杂学或会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两位儒学大家产生了某种不安。

如果任制举扩大发展下去，或许将会悖乱道统，让读书人不再以经义科考为“清贵”，更多去选择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离孔孟经学的“歧路”……

这是杨时和罗从彦师徒强烈反对制举变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

在制举诏令下达后，士子们初始是惊诧疑虑，但回过味来后却是暗自欢喜多于明面的抨击。

这起因于朝廷制诏曰：制举及第，其名载入《进士录》。

在这道诏令前，“制举”只所以不被士子们青睐，很大原因在于制举的及第者虽有着进士名份，却不能载入《进士录》。因为《进士录》是按年份记，而制举是临时应诏，不在正常的科举年，所以对及第者不作专门录册。

但读书人对科举趋之若鹜，除了图做官的地位利益外，更渴望的是留名千古、光宗耀祖，而《进士录》就是留名千古的一个机会，是以一般士子除非考贡举没了希望，否则不会舍贡举而去应“制科”。

就以苏轼、苏辙兄弟俩言，当年苦读的目标也是奔着进士科而去，两人在仁宗嘉祐二年同时高中进士科并入《进士录》，却因母亲突然病逝，不得不回蜀服丧而错过了进士授官，当服丧完恰遇仁宗诏开制举，兄弟俩遂应诏报考其中的“直言极谏科”，在中进士后再考制科当属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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