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在我们的小学还没有搬迁之前，离我妈教书的初中只有条街的距离。午放学，如果她来接，就在她前蹲个、她后坐个，开电动车回家。如果她说学校有事，我们就得从街头走到街尾，去她办公室等。有时她会忘记告诉我们来来接，于我们便手拉着手，在那条街上遍遍往返，有时绕圆，怕她已经在来接我们的半路上。往返的路程干燥，他步子迈得又又急，拽着我肯放手，因为他知只要他放手，我就会停来去观察石峰里的青苔、别人家贴在门上的关公像或广告纸、角落里蒙灰的土公牌位、敞着门的房子里的布置。赶路的日子永远都惬意，我们只往返，甚至无暇留意那些永远变的景，像两个焦虑的西西弗斯。在天已渐晚而我们还没和妈妈相遇时，绝望的气息就开始蔓延。我们当然认识走回家的路，并且也惧怕危险，我们绝望的原因在于——没有主动迎合妈妈的安排，她将会为我们短暂的失控而怒吼至落泪。

“你知费里尼怎么说‘母亲’吗？”他说，“‘过量的母亲正显示母亲的足，所以才会有情业、商品和情书刊。也许存在些持续提供母亲替代品的建议，母—偶像吗？所以我才相信并没有足够的“良母”，因此才感到空虚，常常觉得自己像个无能的小孩。’——所以，要剪掉你的头发。”

关于费里尼，我印象深刻的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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